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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

 
 

前悔”之悟与“后悔”之哀(时评二十篇)  

2017-02-08 16:36:37|  分类: 作文素材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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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悔”之悟与“后悔”之哀(时评二十篇) (2016-12-23 18:55:20) 
                            “前悔”之悟与“后悔”之哀
 
                                       马祖云
 
 骏马飞奔在茫茫原野上,当它判断前方有不能越过的河沟障碍、嗅到有威胁安全的险恶敌情时,便能立刻止蹄不前。而人往往无此“前悔”而有“后悔”。古语云“马有前悔,人有后悔”,此之谓也。
 
不禁想起正风反腐的自警自律问题。近日,听六中全会精神宣讲团成员剖析一些贪官的忏悔录,指出落马者痛心疾首、悔不当初,恨感对不起党的教育培养、断送了奋斗大半生的前程。后悔是一种良知的唤醒。然而,“覆水不可收,行云难重寻”。走路跌倒可以爬起来,违法犯罪则踏上的是不归路。这就警示党员干部面对“乱花渐欲迷人眼”,必须有抵御腐败风险的“前悔”特质。
 
不迷心志、不生后悔,是先贤留下的人生箴言。北宋政治家寇准作《六悔铭》,第一条便是“官行私曲,失时悔”,告诫官吏要自我警惕以权谋私,否则事发便后悔莫及。《近思录》一书中写道:“然其明而刚,故一有不善,未尝不知;既知,未尝不遽改,故不至于悔。”举凡胸有大志、心存敬畏的仕者,诸如范仲淹、于谦、海瑞、张伯行等,正因为“明而刚”,即便在污浊的官场中亦能守身如玉。
 
共产党的干部身为人民公仆,奉崇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当具备封建清官不能企及的崇高精神境界和自省自律操守,需有信念自守,而无迷魂之悔;有党性自励,而无蜕变之悔;有守纪自明,而无出格之悔;有拒腐自警,而无堕落之悔;有终身自豪,而无中落之悔,以“忠诚、干净、担当”的风范书写完美的从政人生。焦裕禄、孔繁森、杨善洲、谷文昌等一系列模范干部,就是共产党人的不朽典范。
 
然而,有的党员干部起初志存高远,进而奋发蹈厉,不乏荣耀功业,但随着职位升高、环境变化,渐次放纵自己,逐步变质堕落,吞下了无法挽回的“后悔”恶果:或陷进“四风”淤泥而不能自拔,或“一天不进钱,心里就难受”,或滥用权力任性谋私,或编织“小圈子”,苦心经营利益共同体,当东窗事发后便懊悔失去了政治生命、人身自由、家庭团圆等最宝贵的“无价幸福”。
 
“自我心存道,外物少能逼。”可悲的是,极少数官员每每把落马归咎于制度缺失、环境险恶,甚至埋怨组织和上级对自己“平时没人管,一管就被关”。这种遇事无“前悔”、事后无悔过的心态,当予以棒喝猛醒:你落马所犯的哪一项不是党纪国法所明令禁止的?所作所为的哪一件没有前车之鉴?自食其言的哪一条自个未曾表态过?追根溯源,忘了初心、背弃信仰,“总开关”出问题必有溃堤之险。
 
“举头三尺有神明”。对于党员干部而言,此“神明”就是党的纲纪。随着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和党内监督条例出台,党规党纪日臻完善。然而,他律监督为外因,自律警醒是内因,外因需靠内因发力。如果内有“心魔”、利迷心窍,必会冒险“探汤”、以身试法。每个党员干部,都应有怀在内心的自省之悟,始终信仰不渝、忠诚不变、法纪不忘、本色不改。
 
“顶霾考试”折射了多少本末倒置
 
刘文嘉
 
教育和环保的最终旨归都是“人”,重霾中的露天考试恰恰是对“人”的背离。它再次做出了一个提醒:以人为目的、以人为归宿的理念远远没有深入到社会生活的肌理。
河南数百孩子坐在重霾中露天考试的照片,让涉事的林州市临淇镇一中校长被停职,也让舆论场一片大哗。
实际上,因为自带话题性,“雾霾+”式的新闻在每个重霾笼罩的时节都层出不穷,为何雾霾考试的消息尤其让人不安?答案大概是,新闻内涵教育和环保两个落点,而教育和环保的最终旨归都是“人”,重霾中的露天考试恰恰是对“人”的背离。因此,它虽然是偶发事件,却折射出了一个社会日久经年、习焉不察的“本末倒置”。
第一种常见的“本末倒置”,是个人身心健康及其所代表的个体价值与外在功利目的之间的倒置。一种社会观念已经在漫长的粗放式发展中形成:个体身心健康是随时准备被“牺牲”的东西,而以这种身心健康为目的的环保措施,也可以随时让位于经济社会要求。太多的城市秉持着要发展就要牺牲环保的态度,太多的地方一边顶着“癌症村”的名头一边高喊着GDP口号,这些,都与重霾中露天考试是同样荒谬的黑色幽默。
第二种 “本末倒置”,是教育目的与教育手段之间的颠倒。谁都知道健康的体魄、成熟的人格是教育的目的,而大大小小的考试不过是让这个宏大目标可以计量的手段。但现在,可能诱发严重呼吸道疾病、心脑血管疾病,让成年人避之唯恐不及的重度雾霾,在一些教育者心中远不如一场考试来得重要,在教学进度面前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只能说,考试与分数早已超越了手段的层面,而成为了一种实际教育归宿。临淇镇一中的决策者当然不可能冒天下之大不韪故意让学生们露天吸霾,甚至可能都没有认真掂量过这个决策,他们的做法不过是“考试最大”思路的自然表达。
并不是要抓着一个奇葩新闻上纲上线,相反,这样的事件其实有着一种典型性,往往能构成对社会意识的观察窗口。与雾霾考试相同逻辑的行为在各地都可能出现,河北石家庄正面对“PM2.5爆表数天未停课”的质疑,山东聊城此次也因为“空气重污染未及时停课”而被环保部点名,雾霾中的考试场景不过呈现了这些事件中的一个鲜活的剖面。它再次做出了一个提醒:以人为目的、以人为归宿的理念仍然悬停在我们这个社会的半空,远远没有深入到社会生活的肌理。而不管是推进环保还是发展教育,甚至包括取得有质量的经济指数增长,都和这个理念的渗透程度成正比。
 
“诗意判决书”缺少严肃性
 
两匹马
 
近日,江苏泰州市人民法院在审理一对夫妻的离婚官司时,判决书使用了“众里寻他千百度”等诗句,最终判决不准予离婚,被网友誉为“最诗意判决书”,引起网友大量转发。这份判决书来自80后审判员王云:当时没有刻意准备,只是心有所感。最近,这份“诗意判决书”在网上走红。(12月15日《新京报》)
对这段“心灵鸡汤”式的文字,很多网友对此大加褒扬,认为具有人性化,一改往日严谨枯燥的姿态,让人读起来不乏味,能够引起人们的共鸣,起到了挽救婚姻的目的。如果是危机婚姻,法官应该找出问题的症结点所在,以情感人,修复双方关系。王云这样做是正确的,但用诗意来书写判决书,就有失法律的严肃性,有些拿法律当儿戏了。
最高人民法院对婚姻类案件审理有一个指导意见,在庭前、审理、判决、案后释理到回访等环节中,法院应积极主动介入双方婚姻。按王云的话说,“当事双方和好的可能哪怕只有1%,法官也要做99%的努力。当然针对死亡婚姻,法官该判离就当判离,毕竟强扭的瓜不甜。”法院在审理案件时,依据的是事实,根据法律条文来进行宣判,而不是视法律而不顾一味地求和。
古言道:能拆十座庙,不毁一桩婚。这是人们把婚姻看的很重,也希望能够维系好家庭,让人们过上美好的生活。但美好的生活是婚内双方共同维系的,如果感情确实破裂,那只得依照我国的法律,准予离婚。而不是因为有了几句古诗点中软肋,重新走到一起维持着并不开心的家庭生活。所以我认为,法院不是婚姻调解所,法院是维持法律尊严的地方,一就是一,二就是二,来不得一点马虎,这种用古诗表达的判决书不妥。
也许我是个中学数学教师,受职业的影响有些古板。但我觉得,在我的课堂上,我们重的是逻辑,是理性的判断,不可能用感性的东西代替。有段时间,有人也在进行课改,想把古诗词搬进数学课堂上,结果以失败告终。所以说,在什么场合就要用什么方式,栽什么树就要结什么果,不同的树木进行嫁接成不了果,只能让人感觉别扭。
判决书是一种文本,有一个固定的格式,从“诗意的判决书“来看,没有违背文本的格式,只是在评议叙述中,显得有些轻佻,没有指明现在双方感情如何,用了一段看起来似“劝和”的文字表达,让人摸不着头脑,更让人看不出不准予离婚的依据。这一份判决书,让外人看来似乎很是动感,但让内行看来,似乎缺少了点什么,让人们感觉到,法律也可这样“人性化”。
有人说,这是“一份颇具理性和人性的诗意判决书,而不是冷冰冰的‘法不容情’,体现了‘法’与‘情’与‘理’的交融,颇具古风,值得司法界认真研究、发扬。”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没有人情可讲的。人情不能大于法,法院本身就是说理的地方,一切要以事实准绳,并不能“法外开恩”大讲人情,如果把理与情混在一起,法律并会失去尊严,社会并会产生混乱。回归自然,让判决书传递出一份法律的威严吧。
 
适当的发呆才能让生活张弛有度
 
花侬熹
 
日前,国家卫计委疾病预防控制局、国家卫生计生委宣传司、中国健康教育中心和中国记协联合发起的“中国健康知识传播激励计划(乐享健康生活)”项目正式启动。国家卫计委首度推出“5125”健康生活理念。倡导每天运动1小时,发呆5分钟,掌握1项运动技巧和加入1个运动社群,每周摄入25种不同食物。(北京晨报)
随着经济的飞速发展,人们思想观念也在改变,由原来的吃不饱到现在的吃得好,原来的收入第一到现在的绿色健康第一。无疑,这是社会进步的表现,也是人们价值观的转变。值得一说的是,“发呆”这个原本带有一些消极情绪的词语现在变成了一个有益健康的词汇。
发呆,是智慧的起源。其实,在很早以前,哲人们的生活方式不就是在“发呆”中迸发灵感一瞬吗?他们没有现在科技的电脑、手机、互联网去获得外界的资源,都是靠自己不断的知识积累和灵感的迸发。牛顿不是坐在苹果树下发呆才有了被苹果砸中的机会而脑洞打开吗?米开朗基罗不是因为在浴缸里面发呆才有了对浮力的灵感触发吗?不得不承认,科技的进步为我们带来了更多的便利和获取知识的平台,这是利于人类发展进步的。然而,高速的发展速度和轻易信息的获取让他们失去了很多发呆的机会。在面对纷杂信息里面,我们似乎获得了很多,却留给自己放空心灵的时间又有多少呢?我们还有多少“书非借不能读也”的情怀,还有多少相思是经过等待和时间的发酵呢?还要多少发呆的机会让自己灵感一激呢?所以,我认为恰当的发呆是件美妙的事,是一种自我沉浸、放空的美好,是智慧酝酿的缸子。
发呆,是健康的信号。匆忙是现代生活的节奏,不管是地铁轻轨上还是拥堵的城市道路上,每个人揣着一份匆忙来来回回。来自职场的压力、家庭的琐事或者人际关系的变化,都会让我们的心情惴惴不安甚至如履薄冰。我们必须花很多时间去应对,似乎才能赶上瞬息万变的时间。我们不断地在追着时间赶路,却时常忽略了出发的初心。我们容易焦虑、悔恨、失落、失眠,以为时间总是太快了,不管怎么努力总赶不上那个节奏。不是说喝点心灵鸡汤就能恢复元气的,我们缺少就是真正的自信和充实,而精神生活外界只能给予你适当的引导和刺激,真正的精神世界只能靠自己。让自己发会呆,甚至让负能量负情绪统统而来,反而会有总置之死地而后生的感觉;让自己发会呆,意味着和自己的内心对话,也是建立健康精神世界观的重要一步。
笔者认为,每天发呆5分钟绝不是一个消极的生活态度,而是人们正确认识人类发展规律后的一种理性回归。任何事物绷得太紧就会折断,人们的精神世界同样如此。不管是为了个人的身体健康、心灵健康还是一些灵感的激发,不要吝啬给自己一点时间独处,给自己一点时间发会呆,让生活张弛有度。
 
“卖书加分”是以教谋私
 
王丹
 
据媒体报道,随着期末考试临近,宜宾学院某教授近日在选修申论课的学生交流群中发布了一则通知,称凡购买其编写的申论教材的同学,每买一本书期末考试时加平时成绩5分,每人最多可以加20分。
 
老师向学生推荐自己的著作并非不可,也属人之常情。但推荐购买和强迫购买是两个性质。买书就加分、不买书就不加分、复印书不加分、借别人的书写自己名字的也不加分,虽然当事人嘴上没有明说一定要购买,但通过这套“加分规则”,已经对学生形成了无形的购买压力。在不买书将带来的清晰、明确的负面影响面前,在多大程度上能说,购书是自愿的呢?
 
传道授业、立德树人,是师者应尽的责任和本分。公然通过期末考试加分“利诱”学生购买自己编写的教材,将推销书籍与学生成绩捆绑在一起,是对教师权力资源的异化和滥用。从某种程度上说,这种以教谋私也是一种权力变现。当事人将学生首先设定为自己商品的潜在消费者,其次才是传道授业解惑的对象,这种“错位”在其编写的申论课期末考试试题中更是显露无遗。
 
网传试卷截图显示,该门课期末考试总共3道题,均围绕该老师编撰的那本教材展开:为该书写一则200字介绍、拟写一份销售方案、拟写一篇指导考生学习该书的议论文。如此考试,与课程知识和专业能力测评无关,更像是一场市场营销测试。如此“集思广益”,难免让人联想到考试是为了提升那本教材的销量。
 
针对以教谋私,教育部早在2014年7月就出台了《严禁教师违规收受学生及家长礼金等行为的规定》,明确指出“严禁通过向学生推销图书、报刊、生活用品、社会保险等商业业务获取回扣”。而且按照规定,凡踩“红线”“一案双查”,即当事人和学校或教育部门主要负责人都将被追究责任。媒体援引宜宾学院宣传部负责人的话称,该校已对此事进行调查,并与教师本人进行了沟通,“对其进行了严肃批评,并要求立即纠正”。但无论出于给学生一个负责任的交代,还是遵照相关规定的角度,对事件的调查和反思都不该止步于此。
 
杜绝此类荒唐事件的再次发生,当然需要师者涵养为师之德,具备仁爱之心,真正担得起“传道者”的责任。而从不少同类事件都是因学生抗议才曝光的路径来看,学生自治机制的建立和完善或将成为监督教师行为的重要力量。但是,从根本上纾解社会对师德的焦虑,还是要依靠高校教师考核制度乃至高校治理制度的进一步改革,比如堵住教授卖书的制度漏洞,维护好教师的正当权益等,如此方能形成培厚师德的土壤。
 
“年度流行语”是时代最美剪影
 
王传言
 
2016年10大流行语公布引发网友关注。据悉,本年度的10大流行语80%来自于网络,但是领跑的却是供给侧。2015年11月,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一次会议提出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此后,“供给侧”成为高频词。此外,还有工匠精神洪荒之力蓝瘦香菇,葛优躺,套路,小目标等也都是大家耳熟能详的的词汇。(12月15日新华网)
所谓流行与时尚,往往能够反映一个时代的侧面。而对于一年一度的流行语的公布来说,不仅是年度大事件,也是关系到每个人生活的事情。在2016年的流行语中,既能够看到涉及到中央层面的“供给侧改革”,也能够看到涉及现实具体生活的“蓝瘦香菇”。总的来说,年度流行语,多数来源于网络,而其价值呢,就是对时代进程最好的回顾和反思,让我们能够在滚滚的时代车轮中,记住时代的印记,懂得时代跳动的脉搏,这或许是你我都应该反思的内容吧!那么,通过2016年的流行词,我们能够洞悉到哪些内容呢?
流行语背后是顶层设计的渗透。如果说,流行语的来源只是网络的话,这显然是不全面的。在2016年的流行语中,我们看到了像“供给侧改革”这样的高频率词汇,对于网民来说,流行语不仅是一个被动接受的过程,而是一个高度渗透的过程。所以,我们希望在新的年度,无论是中央的文件还是地方的措施,都可以通过流行词的方式进行灌输,这样,才能够让政策文件的内容深入人心,不再有任何排斥心理吧!而从中央到地方,各种词汇的涌现,往往是人心所向的内容所在,值得引起高层的反思。
流行语背后是网民的高度狂欢。当傅园慧在奥运赛场上的一句“洪荒之力”说出口的时候,整个网络瞬间沸腾。而这样的词汇能够入选也是网民的胜利吧!而这就是网民的力量,网络的力量。在互联网的互动措施中,能够感到其中的真谛所在。只要网民能够喜欢,只要网民能够接受,这就是最佳的措施。流行语表达着网民的高度意见,也渗透着网民的思路。对于每个网民和网络语言,都不应该摒弃,都应该细细思考。尤其是像“洪荒之力”这样的充满正能量的词汇,理应成为年度流行语。
流行语背后是现实深层次表达。当生活滚滚向前的时候,我们太需要休息。当生活节奏太快的时候,我们又需要一个现实的慢脚步。所以,葛优躺来了,让人们能够感受到背后的生活惬意所在。所以,蓝瘦香菇来也,让我们看到生活有种种无奈,但是生活还是要继续。可能,新的年度会更新新的词汇。但无论如何更新,都离不开人们息息相关的生活点滴。所有这些,都赋予我们更多的时代剪影模样。
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语言,也有不同的价值。正如工匠精神入选年度词汇那样,每一项工作,每个人,都需要一些工匠精神来支持你的工作,充盈你的理想空间。这样,当我们回首往事的时候,才不会感到碌碌无为。
 
                                      讲好故事才能跨越文化差异障碍
 
                                                      夏研
 
       日前,张艺谋导演的新片《长城》再度引发对中外合制的关注:这不仅是中外合作发行的电影,影片的主演、编剧、特效团队等均有不少外国人,其故事本身也是一个欧美化的“打怪兽”故事。当然,电影的背景是中国的符号性建筑——长城。
 
      “我们的文化非常多,你不可能拍完它,而且贪多嚼不烂,应该因势利导,由浅及深……第一步是必须符合好莱坞的制作标准以及国际化的叙述方式,是一部能给全世界年轻人看的怪兽类型电影。第二步才是把中国的文化从情节和戏剧等角度,潜移默化地植入到电影中。”张艺谋所言,涉及中国故事的“讲法”。此前他在国际上获奖的《红高粱》《秋菊打官司》等影片,强调的是原生化、本土化的讲述模式,对欧美世界来说是陌生化、异质化的。如今,中国与世界的相互了解今非昔比,要增强在电影世界的话语权,就必须具备拍好类型片的能力,通过类型片讲好中国故事,传递中国价值。
 
        而中国故事能否传递出去,必须考虑加拿大学者霍斯金斯和米卢斯提出的“文化折扣”问题:由于文化差异和文化认知程度的不同,受众在接受异质文化产品时其价值会大大降低。欧美企业对文化产品的“文化折扣”研究得非常深入,即便是外来元素如“花木兰”“功夫熊猫”等,依然可以通过类型化的“转码”,变成不同文化背景的观众均能够接受的故事模式。面对中国与欧美存在的文化差异障碍,要想跨过去,唯有把异质性元素“转码”进主流的叙事话语。而这一点,恰是中国电影目前所欠缺的。
 
         “转码”需要国际视角,需要在合作中磨合出来,需要在成熟的讲述模式中嵌进价值意识。如电影《长城》里中外主角关于“战争意义”的一场小辩论,外国人坚持“有钱即可”,中国人则坚持“正义至上”。如果只是立场先行,未必有好的效果。因此,先有一个不同文化背景均可理解的“打怪兽”故事模式,价值取向方能在叙事中穿针引线,巧妙传递。
 
        近年来,万达影业、阿里影业和华谊兄弟的厂标接连在北美影院的大银幕上亮相,制作了一系列合制片,引发国内外热议。但总的来说,中国文化产品出口尚不乐观,文化外贸长期处于严重逆差状态。作为重要的文化产品,电影虽然“走出去”的不少,但目前多为资本形态,还有待转换成文化形态。
 
       习总书记在中国文联十大、中国作协九大开幕式上的讲话指出,我们要坚持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在继承中转化,在学习中超越,创作更多体现中华文化精髓、反映中国人审美追求、传播当代中国价值观念、又符合世界进步潮流的优秀作品,让我国文艺以鲜明的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屹立于世。从电影的角度来说,讲好中国故事,更要注重讲法,尊重艺术规律,掌握电影世界的主流叙事方式。毕竟,要想让中国故事在世界范围被听进去,首先得让国外观众有兴趣坐下来听。
 
                                 莫让“平板教学”成为一场华而不实的旅行
 
                                                                羽生
 
      用智能设备上课,在互联网上学习,这种“高科技+教育”或“互联网+教育”的模式,如今在许多学校已成常态。哪里不会点哪里,也早已不再是一句新鲜的广告词,而是互联网时代,教育智能化、个性化的一个缩影。然而只要披上高科技的外衣,教育是否就真的实现了升级?这并不是一个能够轻易画上句号的问题。
 
      近日,有媒体曝出“邹平黄山中学搞‘平板教学’,高一每个学生要交2800元用于购买平板电脑”的新闻,引发舆论关注。许多学生不了解,多数家长不自愿,无疑给学校改善教学质量的初心,蒙上一层阴影。
 
     实际上,将最新的互联网技术、智能设备运用在学校教育当中,已成为近些年来的趋势和潮流。比如许多高校推出的Mooc(慕课)、网络公开课,利用互联网技术拓展了教学的时间与空间;部分中学、小学推出的多媒体教室,将单一的书本知识转化为“听、说、读、写”的全方位训练;还有一些学校甚至推广无纸化教学,将电脑、智能移动终端等设备引入课堂,实现了教学、作业、考试的电子化、网络化……这些创新实践,在提高教学质量的同时也引发了一些争议和问题。
 
      俗话讲“兵马未动,粮草先行”,用高科技武装课堂,必然需要不菲的资金投入。然而钱从哪里来?花在了哪里?相关的技术设备质量怎样?学校与企业之间有没有猫腻?这些都必须说清楚、讲明白。更何况网络技术服务、智能设备等成本远远高于传统的教学投入,也就为权力寻租创造了空间。这次黄山中学的“平板教学”之所以饱受质疑,就在于每个学生2800元的费用不仅太高,而且招标、采购过程不透明,相关信息未公开,导致疑窦丛生,令人迟疑。因此,在引进先进技术之前,必须要做的就是建章立制,明确规则和标准,将招标或采购过程公开,让资金使用透明,这样才能确保不会“好心办坏事”,也避免不守规矩者钻了空子。
 
      然而,关于资金的问题尚可以解决,亦有定论。更多人关心的是,一味强调设备、技术、模式的创新,是否反而忽略了真正的教育需求和教学效果?目前,很多人已经将“互联网+”、高科技等视为天然的“进步”和“正确”,似乎只要连上网、用上新技术就能解决一切问题。然而,这可能恰恰忽略一个前提:再好的技术和设备,也不过是教学的辅助、学习的工具,是“末”。而教学质量才是“本”。本末倒置,只会让教育本身发生异化;把手段当做目的,不仅浪费了金钱,也耽误了孩子。这也就难怪,黄山中学所在的济南市,有几所学校曾经免费推广过“平板教学”,但教学效果一般,最后也只能放弃。
 
      人类社会的技术进步是没有止境的,教育领域的成功也往往得益于这种进步,然而学校教育终究不是追潮流、赶时髦的秀场,探寻知识、塑造人格、培养孩子,才是最被珍视和推崇的价值。因此,说到底,一切不以改善教学质量为目标、不以学生获益为出发点的改革升级,就只能沦为华而不实的冒险,成为偏离了轨道的航行。
 
                                               致歉英雄,正义不能输于戏谑
 
                                                          理观
 
       每一张纸上都有方寸之地,有的书写着英雄的光辉,有的烙上了无尽的忏悔。
 
      近日,在人民法院报上,一块不大的地方刊登了两篇致歉声明。微博大V@作业本(本名孙杰)与加多宝凉茶公司自11月21日起,连续5天登报道歉,侮辱革命烈士邱少云事件,告一段落。
 
      有人说,这是迟到的正义。不可否认,从原告邱少云烈士之弟邱少华维权,到法院审判,再到报纸道歉,的确过去一些时日,邱少华也遗憾过世。不过,英雄终究是英雄,正义还是正义,不见得有早晚之别,其发出的耀眼光辉照见了一个民族的底线和良知。
 
       事件的经过早已无须讨论,而关于英雄的故事还在被“传颂”。是“堵枪眼的戚继光”还是“误国罪人”林则徐?是大V口中“风流不安分的江姐”还是“欺压百姓的狼牙山土八路”?如何说出“心中的英雄”,代表了个人认知,也代表了民族高度。一旦英雄事迹成了被遗忘被抹黑的对象,英雄史诗成了泥沙俱下的一枚颗粒,属于一个民族支柱的精神高地也会被侵蚀殆尽。
 
      不禁要问:为何还要让英雄们等待正义?除了一些人对历史的无知和虚无主义盛行外,社会环境的变迁是重要原因。诸如,“杜甫很忙”“诸葛亮不亮”等,这些被“创新性设计”的历史人物和典故都被视为玩物。虚浮躁动的社会心态、颠覆经典的猎奇冲动,任何为博眼球而随意的“虚妄怀疑”,无不是对英雄人物和民族历史的极大不尊重。娱乐主义盛行也造成了对英雄的伤害。有些人就是为了炫技、耍酷、显摆,把一知半解的知识和支离破碎的认知施加于某一英雄人物之上。其实,历史是历史、文化是文化、娱乐是娱乐,本就有一定界限,如果不能认清这一点,一旦庸俗极致、娱乐过度,一定会暗藏危机。
 
       更重要的是,有什么样的价值观念,就会引导出什么样的社会行为,一个群体的价值认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一个时代的整体气质。当代中国精神的集中体现就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爱国主义的主旋律、英雄崇拜的好传统是中国人独特的思想和情感。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文联十大、中国作协九大开幕式上讲话所指出的,要心怀崇敬,浓墨重彩记录英雄、塑造英雄,让英雄在文艺作品中得到传扬,引导人民树立正确的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文化观,绝不做亵渎祖先、亵渎经典、亵渎英雄的事情。让英雄成为民族最闪亮的坐标,不仅是文艺工作者的事,更是每一个中华儿女的事。
 
        有人说,对比来看,现代信息社会已经没有产生英雄的土壤了,“英雄不再”成为无法阻挡的事实和共识。梁启超有言,“历史者英雄之舞台也,舍英雄几无历史”。英雄人物虽无法主宰历史的进程,但是少了英雄甚至多了“抹黑英雄”,只会让历史在黑暗中走更多弯路。换言之,信息社会即便主张个性化、多元化,但在塑造英雄与推动历史上,个人美学还不足以替代英雄们所塑造的集体美学,“再提英雄”尤为重要。
 
      “天地英雄气,千秋尚凛然。”一个有希望的民族不能没有英雄,一个有前途的国家不能没有先锋。今天我们捍卫英雄、彰显正义,就是在捍卫民族和国家的希望与未来。
 
跨界文创产品不能简单拼凑
 
谢晓刚
 
文化跨界融合发展到了今天,早已超越了以往文化领域与非文化领域的“浅表式组合对接模式”,而已孕生出两个领域互以对方创意创新要素为发展驱动力的“深层化融合共进模式”。
 
“一部手机售价19999元,你会买吗?”近日,某手机厂商联合北京故宫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推出的一款手机火了,不仅因为其装饰繁复、华丽的机身,也因为其19999元的价格,有人称之为“故宫版豪华手机”。同时,这款手机也引发了人们的思考:文创产品究竟应该如何更好地跨界?(中国新闻网12月22日)
 
文创产品跨界远非娱乐节目当中歌手换位唱歌那么简单,文化跨界融合发展到了今天,早已超越了以往文化领域与非文化领域的“浅表式组合对接模式”,而已孕生出两个领域互以对方创意创新要素为发展驱动力的“深层化融合共进模式”。
 
拿旅游业来说,很多消费者感觉在景区很难买到趁心如意的纪念品,不是景区没有纪念品,而是缺乏有独特纪念价值的物品。“故宫版豪华手机”的出现,将故宫特有的文化植入产品中,提升了商品的文化附加值,既帮助故宫脱离了依赖门票、财政拨款维持的发展路径,又能形成故宫独特的文创品牌,还能通过特色商品满足不同阶层群体的文化消费需求。
 
但是,在看好文创产品跨界的同时,有必要审视文创产品开发中的潜在问题。如果不准确定位,找准症结,文创产品的跨界发展就很难突破瓶颈。基于现状,笔者认为文创产品跨界还须打好两张牌。
 
一张牌是创意牌。文创产品要跨界发展,不能只停留在一些元素的表面叠加、拼凑。如今,跨界更体现在文化价值的终极挖掘上。要以文化为基因,以创意为翅膀,融合互联网、新媒体、高科技等手段,实现从传统的单一文化产品到多元、现代、高科技的文化产业转型升级,既拓宽文化产业的覆盖面与内涵深度,又增加了产业附加值与竞争力。
 
另一张牌就是知识产权保护牌。最有价值的是创新创意,可最易受到伤害的也是创新创意。知识产权保护是个老大难问题,文创产品的研发需要漫长、痛苦的过程,如果缺乏文创产品保护意识,侵权成本又很低,就很难保证创意的清泉源源不断,推动文化文物单位开发文化创意产品也就会成为空中楼阁。
 
因此,只有打好了这两张牌,类似于“故宫版豪华手机”的跨界文创产品才会有持久生命力和文化吸引力,才会让人产生将它带回家的欲望。
 
师德,该拿什么拯救你
 
路中林
 
12月19日,华南农业大学一名教师借组织饭局猥亵女生,现已被停职并接受警方调查。
 
曾几何时,高校教师以及中小学教师,利用职务之便侵害学生权益的事件越来越多,诸如性侵小学生等案例,其恶劣程度更达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我们当然可以说,这些害群之马不能代表教师群体,绝大多数人民教师仍相当注重自身形象、具备较高道德素质。但这些败德者的存在显然已破坏许多人心中的教师形象,以至于在网络上“小学校长”曾一度成为猥亵者的代名词。陶行知先生有句名言:“学高为师、身正为范”。越来越多教师在道德上不能自律,师德日益沦为可有可无的漂亮话,此种转变让人唏嘘不已。
 
根据已发布的各类规范、条例,国家相关部门高度重视教师队伍的师德建设,如教育部、中国科教文卫体工会全国委员会联合发布的《中小学教师职业道德规范》,明确了师德底线:依法执教、爱岗敬业、热爱学生、严谨治学、团结协作、尊重家长、廉洁从教、为人师表。遗憾的是,现实工作中,由于这些概念并不容易量化,很多时候对教师不具有实际约束力。特别是在高等院校,治学环境更为自由,特别是少了家长的监督、反馈,师生之间若产生矛盾,往往由双方自行解决。而教师和学生天然的身份差异,又决定了学生不可能过分强硬地坚持自己的权益。表面上依然尊崇、倡导师德,可在实际工作中,师德却越发不受重视,如此吊诡的局面无疑在警示我们,改变已刻不容缓。
 
我们究竟要如何拯救日渐式微的师德呢?最直接的方法是彻底改变教师评价体制,大大加重师德考核比重。现阶段学校之间为争夺生源、国家补贴,存在着激烈的竞争。而决定学校竞争力的首先无疑是其师资。这一点在高校体现得尤为充分,只要有一位知名学者加盟学校,他便可利用自己的学术影响力,吸引大批优秀人才,并获得各类项目资助、成立新的学科点。这种“一人拯救一个专业”的现象在国内并不鲜见。对于如此举足轻重的人,即便道德上有些瑕疵,校方也绝不敢有丝毫嫌忌。认真翻阅已曝光的案例,我们发现,许多道德有损的教师,学术上却颇有造诣。如果这样的教师成为研究生导师,后果可想而知。虽然我国研究生培养实行导师主导制,可主导常常意味着全权掌控。学生能否顺利毕业、将来能否在科研圈工作等,都与导师的意见直接相关,而许多学生是付出巨大代价后才选择深造的,这就是不少学生面对导师的无理要求只能屈从的缘故。不是因为他们胆小怕事,而是因为奋起抗争的代价太大、大到会令此前所有努力都付诸东流。
 
面对教师的猥亵等无理举动,我们当然鼓励学生奋起抗争,并付诸法律保护自己。可问题在于,这些事后举措并不能彻底弥补学生遭受的损害。让师德有存在感,意味着我们不能单纯从受害者角度建言献策,还必须制定一套有效的规范机制,真正震慑那些居心不良的教师。前苏联教育家加里宁曾说过:“很多教师常常忘记他们应该是教育家,而教育家也就是人类灵魂工程师。”传播知识技能只是教师诸多工作中的一项,参与塑造学生的灵魂才是更为伟大、更为艰难的工作。灵魂卑污的教师不能培养出灵魂高洁的学生,既然选择成为人民教师,他们就必须为自己的失德付出代价,增大对失德行为的惩处力度,势在必行。
 
雾霾下露天考试,不该单批校长
 
高路
 
河南安阳连日来空气质量指数连续爆表,12月19日至20日,林州市临淇镇一中不仅没有按照教体局的通知进行停课,竟还组织四百多名学生在操场上露天考试。
 
看着祖国的花朵在一片朦胧中奋笔疾书,善良的人们不淡定了。本来露天考试,就是个让人无法接受的事,都什么年代了,还搞这一类非常极端的逆境教育,有什么意思。这个时候的北方已经是非常冷的季节,学生们在寒风下冻得瑟瑟发抖,还怎么安心考试。人们也不相信,有什么考试是雾霾都阻挡不了的。
 
一个“竟”字,生动地刻画了背景与行为的不协调,也生动地刻画了人们的期待与现实的落差之大。校长该不该罚,这个没有争议,这么严重的污染,学生的身体健康是最重要的,作为一校之长,不遵守政府规定是一错,无视学生的身体健康是错上加错。这种影响是他一手造成的,自然得由他承担。可是,校长的错也就仅于此。我更愿意将之理解为,一个对雾霾熟视无睹,已经有点麻木的校长,他其实是抱着一种侥幸的心理来看待这件事的。这种侥幸中还掺杂了一些对学生学业的担忧。要不然他大可以让学生放假,自己也可以回家歇着,何必往自己身上揽这么大一个吃力不讨好的活。
 
还要看到,造成不良影响的更是安阳连日来的空气质量。林州市的空气污染已经持续数日,早在上周,林州市就启动了重污染天气红色(I级)预警。红色预警意味着这个地方的空气污染已经糟糕到极致。人们忍无可忍,却又无可奈何,只能被动地接受。
 
这种恶劣的天气已经对人们的日常生活、对正常的教学活动构成了影响,这些学生在雾霾下考试让人痛心,这些学生放假回家一样让人痛心。因为社会没有给他们创造一个良好的读书环境,他们的校园被雾霾占领了,这是社会失责了。而且放假了也不意味着他们就可以躲过雾霾了,漫天飞雾、无遮无挡之下,又有谁是幸免者呢?放假只是一个应对的办法,但放假不能解决问题。
 
只看到前一点,看不到后一点。对这场小小的考试引起这么大的争议的理解就是不完整的。只看到学校做法的荒唐,看不到背景的荒唐也是不完整的。
 
安阳的这所中学恰是人们不满中撞上来的一个冒失鬼,正当大家的情绪找不到一个合理的宣泄口时,安阳的这所中学提供了一个挨骂的样板。校长并不是这种恶劣天气的罪魁祸首,可他却成了众矢之的。这种愤怒,当它流向一个具体的人时,无形中却转移了公众对相关部门责任的追问,这不是公众希望看到的事。所以说,这种情绪与其说是指向校长的,不如说是指向有关部门的。
 
我们看到了安阳相关部门在处罚校长时的果断和严厉,也希望看到安阳在治理雾霾上的果断和严厉。
 
文艺创新要把握时代
 
高伟
 
最近,某卫视在一档喜剧节目中播放了两则小品,一个讲述为梦想和爱情奋斗的“北漂”故事,一个聚焦农村小伙与“传销组织”斗争的趣闻。浓厚的生活气息,鲜活的群众语言,令人捧腹,也让人感慨:这样关注小人物、表现真感情的作品,其实可以再多些。
 
我们常说,文艺是铸造灵魂的工程。优秀的文艺作品能够启迪思想、温润心灵、陶冶人生。但要想实现“成风化人”的作用,首先作品必须能够抵达人的心灵。观众通过文艺作品,看到身边上演的故事,触动心灵深处的情感,才更容易实现作品与人的同频共振。然而,一些文艺创作者总是在故纸堆里找故事,关起门来找灵感,创作出来的东西或是“新瓶装旧酒”,或是脱离实际“假大空”,这样的作品,让人卒读尚且不易,又何谈触动人心?文艺要走近观众、得到观众的认可,就应紧随时代的步伐,以新故事、新表达去打造好作品。
 
能否植根生活、反映人们内心的关切,检验着文艺作品的含金量。“生活是艺术所以生长的最肥沃的土壤,思想与情感必须在它的底层蔓延自己的根须”。今天的社会生态是文艺创作的时代背景,文艺创作关注脚下的土地、眼前的生活,才能拥有最鲜活的素材,才能成为时代的回响。回想最近一两年受到关注、热议的几部影视作品,大都是表现普通人情感、聚焦现实问题、直击社会痛点。《欢乐颂》中的“海漂”生活,《小别离》中的教育焦虑,《我不是潘金莲》中的官场生态,都或多或少能够触动观众心里的关切。植根生活,抒写生活,把现实投射到作品中去,就能让作品具有更强的传播力和生命力。
 
文艺要抵达观众,还需创新表现形式,符合人们的审美需求。当下的网络社会特质明显,节奏之快,境况之新,形态之丰富,早已和过去是“两副面孔”。人们在网络上浏览着海量的信息,接受着各种优质文化的浸润,气质形象、审美趣味也都发生着改变。如果文艺作品依然囿于旧有的语言、行为、逻辑和叙事,恐怕难以充分引起互联网一代观众的共鸣。以小品艺术为例,如果还是充斥着无厘头,简单堆砌着各种段子,寄希望于以夸张的动作表情来制造“笑果”,可能还是难以走出“小品越来越不好看”“只有演员笑,没有观众笑”的尴尬。
 
深挖井才能饮甘泉。文艺创新需要观察时代、了解时代,把握时代的脉动。打造精品力作,只有想象没有行动不行,只有决心没有苦功也不行。艺术创作者沉下心来,仔细观察生活,认真打磨作品、深耕细作,才能为我们的文艺舞台增加更多生动、精彩的中国故事。
 
上名校是不是孩子最好的选择
 
北星
 
名校的光环会带来一种无形的压力套在孩子的身上,如果调整不当,就会像魔咒一样产生负面的效应,并不必然带来期许的成功。
 
我从小生长在郊区,尽管距离大城市不远,但仍然属于农村。从小学到初中,我在学校一直是佼佼者,每次考试全校排名基本上不是第一就是第二。15岁那年,我也不负众望,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省级重点高中。但好景不长,名校的魔咒随后就在我身上发生了。
 
我所遭遇的名校魔咒,是指进入名校就理所当然地意味着学习成绩的提升,这种理所当然在无形当中形成了一种压力,变成枷锁禁锢在我的身上。为了实现这种“好成绩”,我在压力下不断拼命,不断努力。但越努力就越紧张,越紧张就压力越大。加上没有合理的心理疏导和身体调节,我常常身心疲惫,最终导致学习成绩下降。
 
当然,我的成绩一落千丈,除了学习压力巨大外,还有远离家乡、刚到城市的不适应,以及独立面对生活的无奈和青春期心理方面的波动。最终,我以一般成绩考取了本省普通的高校,结束了这段看似光鲜但很艰苦的高中生活。尽管我经过不断的努力,最终还是成了一所名校的博士研究生,但我最怀念的还是在普通大学的时光。那时,我少有学习的压力,在体育、绘画等方面的特长得以淋漓尽致的展现。那时我才知道,除了书本学习,还有更美好的人生,书本学习并不是人生的全部,也不应该成为人生的全部。
 
读高中时经历过的一次欺凌,至今让我难忘。当时我考取的重点高中分为农村班和城市班,这种农村、城市的二元划分法,现在回想起来很不妥,人为加深了城市和农村的界限,不利于彼此的融入和交流,这和现在名校划分重点班、实验班不正是异曲同工吗?
 
我酷爱打球,有一次借同学篮球,一个人在球场玩,这时有个低年级的同学参加进来,我们愉快地玩耍起来。但友谊的小船说翻就翻,临近中午我要收球打饭时,被玩得不爽的同学直接拿球砸了过来,我上前理论,结果俩人打了起来。没有讨到便宜的同学随即召集一帮城里的孩子追打我,我逃到宿舍寻求同班同学的帮助,结果只有一个同学站出来保护了我,让我在胆战心惊中遭了一劫。
 
对于这次打架事件,学校的教导部门老师并没有认真调查事情缘由,就简单地对涉事的双方各打五十大板。以后每遇上这位打架的同学,总见他以胜利者的姿态轻蔑地朝我笑。这事虽然并未形成严重的心理阴影,却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影响着我。学校各打大板、息事宁人的做法尽管可以理解,但其处理方式并未在我们心中埋下公平公正的种子。这在一定程度上也说明,很多学校特别是名校在学生心理疏导方面还比较欠缺,它们更关注的是分数和成绩。这样的学校教育容易让孩子变成学习的机器,不管有没有提升智商,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情商却是毫无疑问的。
 
我的经历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一些名校教育可能存在的问题。我认为名校之所以不同于其他普通学校,差别不只是学生学习成绩的提升,更应该表现在学生综合素质的培养上。名校之名,应该体现更多的担当和责任。上名校是不是孩子最好的选择,取决于这种担当和责任是否让每一个孩子受益。
 
更深刻的时代记录在“十大流行语”之外
 
朱昌俊
 
当多数人享受流行语的快感和其所构建的集体认同感时,有一些更为重要的社会情绪或真相却处在“流行”的范畴之外。
 
《咬文嚼字》编辑部近日发布2016年十大流行语,“洪荒之力”“吃瓜群众”“工匠精神”“小目标”等入选。《咬文嚼字》执行主编黄安靖介绍,今年十大流行语中,除“工匠精神”“供给侧”外,全部来自网络或由网友推荐,是历年数量最多的。
 
越来越多的媒体、机构加入年度流行语的评选,流行语的评选本身已经成为一种流行。评选者往往面临的尴尬是,在评选结果发布时,不少流行语其实已经不再流行。这是互联网的快餐文化和记忆短化的必然。评选谁,不评选谁,评选标准是什么,当然完全由评选机构决定。但必须要厘清的是,即便综合所有的年度流行语,它们都远未能拼凑成这一年完整的时代记录。
 
年度流行语确实提供了一个以年为单位的社会观察切口。它亦可被视为对于习惯性遗忘的抵制。当然,其效力仅是一年。可能在评选的同时,人们又投入对新流行词的创造。较之过去,现在流行语的出处已经越来越不可考,它们纷纷被冠以“网友制造”,瞬间蹿红,又很快从舆论中退场。每个人都觉得曾经参与,却最终都如过水无痕。
 
语言是思维的外壳。被评选出的流行词,展现了网友创造性的一面,也是社会真实情绪的另类表达。如果对照这些流行词勾勒生活的真实图景,却又很容易让人产生一种错觉:我们处于一个轻快、敢于自嘲又多么云淡风轻的生活场景之中,充满了“小目标”与“葛优躺”。每个人都沉浸于“吃瓜群众”的角色扮演中,虽不无戏谑和解构,用尽了“洪荒之力”,但也怡然自得。然而,退回到个体的角度,依据流行语所勾勒的图景与真实生活之间,已然构成一种明显的断裂。很多时候,所谓流行语仅仅是一种心理按摩,与生活本质之间隔着一道难以逾越的墙。
 
流行的对应面是遗忘。当多数人享受流行语的快感和其所构建的集体认同感时,有一些更为重要的社会情绪或真相却处在“流行”的范畴之外。就即将过去的一年而言,比如雾霾,比如徐玉玉,比如聂树斌,相较于那些轻快的流行词,这些词及其所对应的现实无疑更显沉重。虽然难以符合“流行、创新、文明”的流行词评选标准,但我以为,它们能更深刻地触及时代的本质,更能代表这一年的社会关切。
 
有人说,流行语仅记录了社会的某个侧面,不必苛求其承担为整个社会画像的责任。问题在于,作为一种“流行”的流行语评选,在客观上,起到了某种信息过滤的作用,或多或少影响人们对于某些更深刻社会情绪和问题的判断与记录。确实,每个人或都能从流行词中找到关联,这种抽象的关联却又注定是窄化和不确定的。它们真能够抒发我们的全部情绪吗?个体所对应的困惑,社会所对应的症结,是否真能随着流行词的不断更替、翻篇儿、迎刃而解?
 
流行词评选本身并无问题。但不能回避在流行词之外,那些未能成为“流行”的词和其所对应的事物——我们对它们又该如何去实现更深刻的铭记?那些一度让人效仿、众口一词的流行语,终究只是浮在社会情绪表面的浮萍,而更深刻的时代情绪和问题,则处于被遗忘与边缘化的境地,并未消失,只是不断被沉淀,寻找下一个出口。
 
治霾舆论“段子化”让抱怨止于抱怨
 
王钟的
 
治霾舆论“段子化”,把严肃的空气污染治理问题,消解为打诨插科的剧本。
 
这几天,全国很多地区遭遇雾霾天气,北京等20多个城市启动空气重污染红色预警。学校停课、车辆单双号限行,雾霾不仅事关身体健康,还直接影响人们的日常生活。
 
治理雾霾,已成为全国上下的一致呼声。环境保护部副部长黄润秋12月17日表示,我国将深化大气污染治理,进一步落实地方政府大气环境质量改善责任。类似言论,各级别的官员在不同场合反复强调,可见落实责任对治理雾霾的关键性。
 
然而,在短期内,治霾工作取得明显成效难以拿出一个确定的时间表。近年来,每到秋冬季节,北方地区就频发雾霾,可谓“不见不散”,对此,民间舆论呈现出一种“段子化”的倾向。
 
从雾霾来时调侃某座大楼“起飞”,到高手编写出“雾霾神曲”,围绕雾霾的段子充分发挥了网友的想象力和创造力。有来自受雾霾影响地区的段子,也有来自空气质量良好地区的段子,前者显示出一种自嘲心态,后者则透露出一种优越感。
 
遭受雾霾之苦,吐槽和抱怨当然是权利,也是人之常情。但是,过多的段子占领舆论场,难免使得社会对治霾的关注失焦。治霾舆论“段子化”,把严肃的空气污染治理问题,消解为打诨插科的剧本,让抱怨止于抱怨。
 
雾霾是直观的、可见的,这为创造段子提供了丰富的素材。雾霾对人体健康造成的危害是潜移默化的、长期的。尽管每个人都深受其害,但不是谁都能感受到具体危害,再加上空气污染问题具有地域性特征,使得一些人较为“超脱”地看待治霾问题。
 
很多利益代言者也在拿雾霾做文章。“空气质量好”成了地产商销售楼盘的广告词,“逃离雾霾”是旅行社推介旅游线路的噱头。很难说这样的广告有多大实际作用,一个北京居民是否会仅仅因为雾霾到外地置业,又究竟有多少人因为雾霾“说走就走”?这其实不重要。关键问题是,借助雾霾的舆论号召力,不同的人和组织说出了自己想说的话,而且关注点已不局限于治霾本身。
 
不否认一些人摆脱了坐而论道,以起而行的姿态介入治霾,从公众人物关注空气污染的成因与危害,到草根群众监督政府发布的PM2.5值。不过,这些努力的传播远远没有构成治霾舆论的主流。在舆论场上,很多人还为限行与车辆使用权的矛盾争论不休。调侃雾霾时积极参与,真的要为治理大气污染做些什么牺牲的时候,就左顾右盼,把所有责任推给政府与第三方。
 
治理雾霾需要全社会的努力,这不是一句空泛的口号,也不是为政府开脱责任。在发达国家成功治理污染的经验中,社会组织的参与是必不可少的,是环境治理的积极力量。享受现代工业成果的每个人,都是消耗环境资源的既得利益者,都有责任偿还属于自己的环境债。当然,为治霾的付出是共同而有区别的,个体所要承担的责任自然少于污染排放量大的企业,也无法取代负有监督与管理职责的政府部门。
 
治霾舆论“段子化”并不是一个好的现象,它反映了一部分人将自己与治霾责任剥离的倾向。雾霾问题已经爆发多年,社会对治霾的必要性与迫切性已经形成了统一的认识,无需通过调侃的语言提醒人们雾霾的存在。过多重复表面问题,仍然只是一种旁观者心态。
 
当下,科学、理性的治霾舆论尚未形成,社会组织与公民参与依然薄弱,停留在浅层面的段子阻碍认识的深化,无助于展示行动的力量。
 
学者的生活方式
 
孙正聿
 
选择一种职业,就是选择一种生活方式。在我看来,学者的生活方式是围绕做学问形成的,它应当有四个特点。
 
做学问,要志于斯且乐于斯。志不在此、乐不在此,学问就做不深、做不透、做不大,即便“著作等身”,也难“著作等心”。任何重大理论问题都源于重大现实问题,任何重大现实问题都蕴含重大理论问题。以理论的方式面向现实,就会在理论与现实的交接点上找到值得研究的问题,揭示出大大小小有意义的规律。因此,真正的学者总是有读不完的书、想不完的道理、写不完的思想,总会有“抑制不住的渴望”“不待扬鞭自奋蹄”的劲头、“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的追求。乐此不疲、欲罢不能,应当是学者生活的真实写照。
 
做学问,既要有“平常心”,又要有“异常思”;既要“美其道”,又要“慎其行”。没有“平常心”,总想一鸣惊人、出人头地,就静不下心、沉不住气,既不能“苦读”、又不能“笨想”,就丢掉了做学问的大气和从容。有了“平常心”,就会读出人家的好处、吸收人家的营养,从而悟出自己的思想、形成自己的体系,也就是具有启发性和震撼力的“异常之思”。没有谁能一下子就有思想、有创见,也没有谁能一下子就成名。学者的“成名”,大体上是水到渠成的。学者把自己的学问和思想讲出来、写出来,这就是“美其道”;不光这样讲、这样写,而且言行一致、笃志践行,这就是“慎其行”。以“平常心”达成“异常思”,以“美其道”引领“慎其行”,就会形成富有魅力的学问人生,就会自然而然地发挥“学为人师、行为世范”的作用。
 
做学问,要“忙别人之所闲,闲别人之所忙”,致力于钻研,不屑于钻营。“钻研”与“钻营”虽只有一字之差,却道出了真学者与伪学者的本质区别。鲁迅说过:“捣鬼有术,也有效,然而有限。”就这么十几个字,言简意赅,发人深省。投机钻营,“捣鬼有术”,做学问或可名噪一时,但终究名实难副、行之不远,总之是“有效”但“有限”。要把学问做大、做好,“钻研”是不二法门。这就必须坐得住板凳、耐得住寂寞,下功夫钻研,把学问作为自己的人生追求。
 
做学问,需要学者之间人格上相互尊重、治学上相互欣赏、学问上相互批评。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人家有人家的特色,人家有人家的专长;自己有自己的学问,自己有自己的思想。相互尊重、相互欣赏、相互批评,才能交换思想、收获友情。如果对人家不是“棒杀”(常常看到的所谓“商榷”)就是“捧杀”(常常看到的所谓“推介”)或者“抹杀”(常常看到的“集体沉默”),学者就很难长进,学术就很难繁荣。相互欣赏、相互尊重既不是“你好我好”,也不是“吹吹拍拍”,而是对他人劳动成果的尊重;相互批评不是“打棍子”“扣帽子”,而是持之有据的探讨与争鸣。隔靴搔痒之“赞”与借题发挥之“骂”,都不是繁荣学术的相互欣赏和相互批评。只有同情的了解和带有敬意的批评,才能真正推动学术的繁荣和发展。
 
 
428元的饺子,你吃过吗
 
李斌
 
【困苦和悲情并不是亲情的原始色,不管我们在哪里、有多忙,一定要记得为亲情找回欢声笑语,为亲人拂去灰尘和忧伤。】
 
冬至吃水饺,年关思故乡。跟最亲近的人一起吃饺子,是冬至最大的意义。
 
428元一顿的饺子,你吃过吗?我每两个月吃一次。去年岁末,我给自己定了个“常回家看看”的计划,每两个月抽个周末回趟家。掐指算来,今年已经6次有余。而428元,正是北京到山东泰安的往返高铁票价。
 
我的父母,已到花甲之年,祖母则是耄耋年纪。他们和万千80后的父辈祖辈一样,错过了进城务工的最佳年纪,几十年辛苦攒下的微薄积蓄,不足以支持子女在城市中买房置业,进城养老近乎侈谈。他们没有含饴弄孙的怡然欢乐,没有知天命、耳顺的从容悠闲,有的只是成日的操持和忙碌。所有的欢乐和欣慰,不过只是在人前一句:我孩子在哪个大城市、哪个大部门上班。换个角度看,这何尝不是悲欣交集?
 
《论语》里讲,“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自古至今,无数游子满怀“游必有方”的豪情告别乡关,而亲情守候却只剩下离情别绪和遥想忧思。曲阜孔庙杏坛里有块“御笔碑”,上面一句“万世受治,杏林何有”令人印象深刻。置身城镇化和老龄化相互叠加的时代大潮里,这万千留守父母已经足够努力,他们为社会发展输出了最富生机、最为上进的人才动力。当他们抚育子女居功至伟之后,站在田埂上遥望都市万家灯火时,他们又“何有”?
 
子女的成长,总是以父母的付出为代价。子女到城市寻求生计,许多成本无形之中转嫁到父母身上。胳膊折在袖子里,父母却努力不流露出对子女“走出去”的难过之情,总是说“怎么又回家了,白花那么多路费”,或者说“在外面好好干,不用挂念家里”。他们不存在生计问题,但也难说过得多幸福。在奔向全面小康的路上,每一个家庭都有自己的小康目标,团聚,可以说是小康家庭不能流失的意义。
 
今天的人们,其实是可以做出选择的。无论工作再忙、事情再多,我都会准时按照高铁票上的日程回乡。在今年与父母相处的十几天里,我教会了父母使用智能手机和微信,从祖母那里获知了许多她们那代人革命和爱情的故事。条件都是创造出来,亲情和孝心不能降格以求,况且现在我们也具备了创造条件的条件。想通这一点,即便千山万水相阻隔,再也阻挡不了孝老奉亲的脚步。
 
从“蚁族”“蜗居”,到“候鸟家庭”“社会夹心层”,这些描述虽然生动,却也有些简单化。每个家庭都有自己的难处,每代人都要走上自己的道路,但困苦和悲情并不是亲情的原始色,不管我们在哪里、有多忙,一定要记得为亲情找回欢声笑语,为亲人拂去灰尘和忧伤。亲情并不复杂,亲情也不是拖累,我们重视亲情、注重家庭,才不会迷失在都市生活的流光溢彩中。亲情本不该有距离,不论是空间上还是心理上,如果不知道如何用言语去表达,那就用行动表达。
 
没有了青砖黛瓦、远山碧波,乡愁就无处安放;没有了亲情团聚、情感依托,良心同样无处安放。我们的城镇化,应让居民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也应尽力让家庭更加稳固,让亲情不被冲散。如果社会发展坚硬到连一顿团聚的饺子都不能相容,最基本的民生权益反而最容易被耗损,个人获得感难免因此打折扣。亲情缺失、家庭松散的问题,需要我们每个人迈开双脚,更需要全社会拿出务实民生举措,为分隔两地的亲人搭起桥梁,让跨越千山万水的陪伴成为可能。
 
“宏大叙事”还要不要?
 
长余
 
近日,网上流传一位台湾作家在香港大学演讲的视频,其中一段小插曲,颇让人动容。
 
这位作家问台下听众的启蒙歌曲是什么,一位中年听众答,是《我的祖国》。又问,是怎么唱的?结果先是几个人唱,然后是全场大合唱:“一条大河波浪宽,风吹稻花香两岸……”这样的场景显然出乎这位作家的预料。而这种“家国情怀”是流淌在每一个中国人的血液中、永远抹不去的。
 
不少网友留言,瞬间被这种壮阔的场面“感动到起鸡皮疙瘩”,也有不少人感叹,为什么现在这种有力量的歌曲就这么少,只能诉诸回忆了呢?
 
这不禁让我想起刚刚过去的“一二·九运动”纪念日。每年12月9日,不少高校都会举行“一二九大合唱”。年轻的大学生通过合唱比赛的方式,跨越时空,与80多年前的那群青年对话,缅怀那段“书生意气,挥斥方遒”的激情岁月。
 
一名大学生告诉我,现在的“一二·九大合唱”主要曲目还是《歌唱祖国》《保卫黄河》这样的歌曲,但也有不少会加入一些与爱国主题不相干的歌曲,关键他的一句话,让我陷入沉思:“毕竟那些歌曲都太‘宏大叙事’了,现在年轻人比较喜欢‘小清新’的。”
 
物质日益丰裕的和平年代,年轻人自然不必再为挽救民族危亡奔走呼号,注意力更集中于自身的发展;同时,多元碎片化时代,要凝聚人心也非易事。这些变化映照在文化心理上,就是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偏爱“小情怀”,喜欢“私人叙事”,对“宏大叙事”产生了距离感。
 
如今,一切主题崇高、严肃的表达,都容易被贴上“宏大叙事”的标签,后现代“解构”之下,被消解掉已经成为再常见不过的事。甚至,还有人指责“宏大叙事”是对思想的禁锢,对个性的抹杀,应被历史淘汰。那么,我们的年代,真的不再需要“宏大叙事”了吗?
 
这次合唱《我的祖国》事件倒是一个参照。那些看似有些跟不上时代的“宏大叙事”,其实未必真的不受待见,未必真的不符合潮流。世界虽然纷繁复杂,历史运动的轨迹也不免曲折混乱,但如同江河,虽有众多纵横交错的支流,但最终总会朝着一定的方向流动,汇入更大的水系。当我们沉浸在个人“小情怀”中的时候,或许不该忘却,那曾经让我们得以走到今天的“家国情怀”。
 
“同学们,大家起来,担负起天下的兴亡!听吧,满耳是大众的嗟伤!看吧,一年年国土的沦丧!”诞生于抗日战争时期的《毕业歌》,曾经鼓舞了多少仁人志士为了民族独立国家富强挥洒热血,换来今天的新中国。在全面深化改革的关键时刻,在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紧要关头,我们正需要这样的“宏大叙事”来给予我们激情和力量。
 
“千里还欠条” 可以复制吗
 
刘念
 
贵州小伙在江苏动手术,差3万多块钱交不上,作难了。医院说,算了,打张欠条,有了再给,出院吧。没想到一年之后,小伙竟拿着贷款、跋涉千里,真回医院还账来了。消息传开,大家纷纷点赞。
 
仁义医院碰上诚信患者,堪称一段佳话。然而,这事儿之所以能成为新闻,恐怕也是因为它多少有点可遇不可求。换家医院、换个患者,结局还会不会这么理想?
 
“千里还欠条”事件中,患者履约的动力几乎完全源自个人德性。医院既没有追究,也没法追究。而现实经验却表明,缺乏外界约束,仅凭个人品德的力量,往往不足以托举诚信。甭说几万块了,几块钱的小便宜,都足以诱惑人们把诚信忘掉。用假学生证买景区、火车的半价票,在地铁闸口尾随他人以逃票,诸如此类,并不鲜见。
 
能不能有一套办法,让人们切身感受到坚守诚信的光荣与价值,体会到抛弃诚信的沉重代价?
 
在传统社会,人们往往用故老相传的诚信故事、守信的社会风俗、熟人社会的乡情约束,来增加失信者的心理成本。小时候常听这样的故事:有个掌柜替东家收账,结果把一袋子银元丢饭馆了。抱着万一的希望回来找,发现有位先生守着银元等了他一天了。千恩万谢,约好明天设宴答谢,结果第二天这先生来了先给掌柜作揖:昨天本来要搭船返乡,刚得知消息,船在江心翻了。要不是您这一袋子银元,我也喂鱼了!
 
进入现代社会,“善有善报”故事约束力渐渐稀薄了,但技术发展却提供了新工具——诚信体系。其作用原理,是将单次博弈变为重复博弈,增加违背诚信、破坏合作行为的机会成本。比如,患者恶意欠费,医院尽管难以追讨,但可以进行举报,使其失信行为记入档案。你再去看病,或买车票、住酒店、申请贷款时,你就要为失信行为埋单了。有了信用污点,得用大量守信行为才能洗刷干净,自然就约束激励人向善了。
 
要让诚信体系发挥效果,形成现代意义下的“善恶有报”机制,还得下一番功夫。除了做好前端录入,使诚信记录全面、可靠,更应该做好后端输出,使诚信记录有用武之地。这就需要打通各个领域的数据、管理体系,提供更多的奖惩场景,使守信者事事便利、失信者处处碰壁。
 
善念如火苗,善加呵护才能有燎原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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